当新概念作文大赛走过第26年：那些年的获奖选手现在都在哪儿？
“新闻晨报·周到”杯第26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日前在上海落下帷幕，又有一大批对文学怀揣着热爱的新星，即将从这里启航。
提到这项大赛，人们首先想到的是“韩寒”“郭敬明”“张悦然”。事实上，从“新概念”中走出了诸多作家。每隔一段时间，社会化媒体上就有关于“那些年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获奖选手，后来都怎么样”的线年过去了，最早那批获奖选手现在怎么样？还在走文学路吗？我们采访到了多位往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获奖选手，他们之中，有人已经转行成为了商业“大佬”，有人还在坚持职业写作，出版了新书……
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书记、专职副主席马文运在颁奖大会上表示：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自1998年启动，已连续举办了二十六届，它能在时代中保持生命力，坚持不懈，绝非易事。
我们不仅聊起他们当年参加比赛的经历，也聊到当下这个年代里文学创作的境遇，同时更想和他们谈谈“新概念”的未来……
1999年，18岁的陈佳勇在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获得一等奖，顺利保送北京大学中文系。
陈佳勇的获奖作品《来自沈庄的报告》，展现了一种超越年龄的对于社会现象的思考。人们对他的关注，却落在“一篇作文进北大”的神话上。
真实的保送过程并不只看这“一篇作文”，还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综合评价，但外界不理解。这也让陈佳勇蓄着一股劲，努力实现对自我的超越。“那时候很年轻，总是感觉自己要做得很好，才能去‘新概念’化，因为这个比赛带来的光环太大、压力也太大了。”他坦言，当时的自己会在意、会辩解，自己的实力并非只能靠这篇作文。后来他就放下了，释然了。“当你认识到，生命当中所有的事情都是一环扣一环，你就会明白无需和往事切割，只要自己不是一直陷在这一环里，能够跳出来走向下一环就好。”
在北大的氛围里，老师希望陈佳勇能继承学术衣钵，硕士博士的读上去。但他自己并不这么想。大四那年，他选择在家乡上海刚创办不久的新闻晨报实习，毕业后正式留在报社工作。“我是愿意做新闻工作的。那时候，新闻晨报要做全中国最赚钱的报纸，走媒体的产业化道路，我很认可这个方向。而且当时的工作氛围非常好，最优秀的人都在这里。报社也给了我很多机会，还没有毕业，我就做了主笔。2003年开始，我有了自己名字命名的专栏，叫佳勇访谈，每周一个整版，内容是一篇书评加一篇访谈。”陈佳勇说。
回忆当年的媒体生涯，陈佳勇感慨：“感谢新闻晨报，它是我的第一份工作，也是真正奠定我思想基础的工作。我的许多观点都是在新闻晨报工作时期形成的，直到今天都没改变。”
当纸媒还处在水涨船高时期，喜欢自我挑战的陈佳勇开启了新的尝试。2004年，他在电影行业的低谷时期去了东方电影频道，“薪资比在晨报时少了很多”，但却意外的赶上了电影频道的黄金10年。2014年，他又换了一次跑道，离开体制，在北京一家央企背景的上市公司担任副总裁，工作了6年，赶上了影视公司高歌猛进的资本化时代。
不断更换跑道的过程中，陈佳勇一度觉得，自己离文学远了。“中间大概有十六七年没写啥东西。有一段时间确实不想写作，直到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，再一次拿起笔，发现写出来还是很有价值的，对于个人也是梳理反思。”
再次提笔，指的就是2019年完成、2020年出版的半自传体小说《老板不见了》，他在其中反思既往经历。等到这部小说写完，发表在《当代》杂志上，陈佳勇的职业生涯又换了一次跑道，来到朵云轩从事艺术品行业，与之前16年的影视生涯做了切割。
看起来，他是一个温和、沉稳的人，但在工作上，他有一种决绝。“要么不做，要做就把它做好。”
人生的赛道不断转换，与“新概念”朋友们的联络却不曾中断。“在他们当中，我相当于一个电话总机。更早一点的时候，又有什么风吹草动了，譬如批评新概念获奖者太叛逆了，《萌芽》的老师就会打电话给我，让我在媒体面前做个公开回应，证明还有不叛逆的。在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获奖作者中，韩寒的才华和特立独行，是很出众的，幸运的是，他也得到了社会的包容和认可。而我属于一个正面的典型，比较四平八稳，代表另外一种声音。‘新概念’本身就是多样化的。”
今年4月，陈佳勇最新的小说单行本《金农的水仙》即将出版。“2022年居家时期写的，平时工作忙没那么多时间嘛。18天写了85000字，去年4月在《当代》杂志发表了。”这将是他出版的第5本书，也是2020年重新开始出书后的第3本书——最早的两本是大学时期出的。
在小说《老板不见了》里，陈佳勇写到，主人公大学毕业时，曾听到恩师说：“你出去了，就按照社会的规则来走，如果在外面不开心了，可以回来读研究生，学校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。”
时隔26年之后，80后的陶磊依然记得1998年秋天那个课间。好友刘嘉俊拿着一本《萌芽》杂志向他走来，问：“有一个作文比赛，要不要去参加一下？”
当时，他和刘嘉俊都在杨浦区市东中学上高三。迎战高考的日子有点灰色，倡导“新思维、新表达、真体验”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吸引了两个热爱文字和阅读的少年。
“我们参加的是首届，当时这个比赛最吸引人的点，就是‘一篇作文上大学’。”陶磊回忆。
“一篇作文上大学”并不只是一个噱头。凭着一篇《物理班》闯入复赛的刘嘉俊摘得一等奖，免试直升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科基地班。陶磊的《手套》获得了二等奖，通过高考去了复旦大学中文系。
尽管自己不是通过“一篇作文”上的大学，“新概念”还是给陶磊带来了强烈的新鲜感。“在当时，这样的比赛显然是一个创举。可以感觉到主办方在摸着石头过河。”
来自“新概念”的鼓舞，也推动了一本新书的诞生。高中毕业的暑假，陶磊和刘嘉俊一起花了两个月，写了一本《高三史记》，交给作家出版社出版。这也是陶磊第一次真正参与写书。
“新概念”带来的友谊，是陶磊更为珍视的财富。“我们这些参赛者，关系有点像古时候科举考试的‘年兄年弟’，即便参赛的届数不一样，但是聊天的时候，因为这样一段共同的经历，会天然觉得亲近不少。很大一部分原因是，参加比赛的时候，大家都很年轻，绝大多数都是刚成年甚至还未成年的状态，和朋友的交流特别线来岁很多美好的时光，都是和参加“新概念”的朋友一起度过的。比如曾和近年来给新概念作文大赛当评委的张悦然、周嘉宁、苏德，以及先后在《萌芽》杂志社担任编辑的小饭（范继祖）、唐一斌一起搞过文学网站。近年来，也在各种工作场合不断与同样有“新概念”背景的伙伴结缘，成为同事或朋友。
这些朋友当中，刘嘉俊是格外重要的一位。让陶磊没想到的是，上一次见到许多“新概念”的朋友，是在2019年刘嘉俊的追思会上。当时，刘嘉俊已是一名知名网络作家，因病意外离世。这也让陶磊对于文字工作者的人生有了更深的思考。“他无可避免地会成为一个对照组，让你想到这条路的辛苦和孤独。”
彼时，在多个行业兜兜转转多年的陶磊，已经重新再回到了文字工作的轨道中，在从事编剧工作的同时创作小说。《玩家》是陶磊在2017年出版的一部十几万字的小说。“一开始是在ONE·一个App上发表的，当时这个App的主编是小饭，发表后通过App所在的公司卖了影视改编权，做了网剧的改编。” 这是典型的来自“新概念”后续的影响。
早些年陶磊也当过几次“新概念”的初审评委，对青少年写作者一直有所关注。“我读过他们的投稿，观察了比赛的情况，发现不管时代如何变化，文学爱好者和创作者的比例也许会有起伏，但总量始终都会维持，而最顶尖的那部分，水平似乎还在逐年提高。”
这让他觉得，当代文学青少年可能会面临另一种“幸福的困扰”。“在我们参赛的时候，阅卷的那一辈作家面临的是比较单纯的文学环境、相对专业和同质化的评价标准。而他们这一代，面对的是更为市场化的环境，他们的作品会面对更多样化的评判，这带来了更广泛的关注，也有一定可能会带来更多干扰。”
陶磊认为，以选拔文学新苗为己任的新概念作文大赛，应该也正在提供更为多样性的评判标准，不求生而求广。“如果作者当中有小余华小王安忆，当然可以给他们高度的评价。但如果是有小斯蒂芬·金的苗子，或者是小马伯庸，一样也给他们很好的鼓励。就像斯蒂芬·金在他的小说序言里写过的，每一位文学爱好者的个人发展路径不一样，但都是在同一个语言池子里喝水。”
“我热爱文学，受到了一种使命感的召唤。我感觉自己非写作不可，并且未来一定会成为一个作家。”24年后，中年范继祖——他在文学圈里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叫小饭——向新闻晨报·周到记者回忆自己的参赛初衷。
那年，他拿了大赛二等奖，在高考时获得了10分的定向加分。但后来没用上，因自己的考分原本就比所填报的第一志愿华师大哲学系高出一大截。小饭总共参加了两届新概念，拿了两个二等奖。他说，获奖给自己的文学生涯创造了最初的机遇，让他坚定了走文学这条路的信念。
小饭后来回想，在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前后三五年里，其实是自己进行最密集阅读的时期。从英法到苏俄到美国再到拉美，最后回到中国和日本现当代的那些作家。这样在世界地图上顺时针读了一圈以后，他觉得过一个作家的人生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“我就想试试把自己这一生用来写作，成为一个作家。参加完‘新概念’之后，我始终没离开文学圈。”
从大学开始在萌芽当编辑，后来他从事过出版行业，担任过《ONE》的执行主编，现在也在做和图书发行相关的工作。这期间，他从未停止过写作。他出过多本小说，这些年又开始尝试做一名文学访谈者，出版了《后台谈话》。“我想去学习那些自己认为比较厉害的作家，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写作的秘密”，他说。
曾经因为获奖而自我催眠，“新概念”获奖特别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他人生的方向。他感觉自己这二十多年来一直“在路上”，这三个字也是文学语境中最具象征性的表述之一。“这条路道阻且长，我一直在努力中。”但当初假如没有获奖呢？现在很难想象了。毫无疑问，奖项为他提供了各种机遇。小饭这样总结获奖的意义，“它意味着，你未来发表或出版作品的时候，有了一块基石。”
但是，获奖同时也会催生出另外一些东西。当文学青少年们的价值通过奖项被肯定的时候，他们中一部分人可能会倾向于自我催眠。“他们可能会进一步将文学置于别的行业之上，感觉自己高于其他领域的人，至少是精神上高人一等。”小饭说，“我早先就有这样的感觉，我想商业是什么？商业就是垃圾，觉得文学文化才是上品。所以我对财经这类内容漠不关心，这导致我的知识结构其实是偏的，就像偏科。”
他后来反思，“因为自己从事文学而骄傲，这种心态可能让我之前怠慢了一些人和事，也错误地失去了一些学习的机会。”
“新概念”办赛26年，从早年轰轰烈烈，到近年来不可避免地渐趋低调。小饭认为新概念作文大赛仍然是一块招牌、一个给热爱文字的青少年崭露头角的平台，但这阵风不及从前大，可能和缺少标杆性的人物不无关系。毕竟，现今的社会环境很难再出一个韩寒。“像韩寒这种确实是很难得的例子，现在的社会大环境客观上也很难再缔造一个韩寒这样的作家。”现今社会人们的宽容度在变低，大众的立场总是非黑即白。大家不能接受人性的复杂性，排斥异己，而这一定会影响文化的传播。“如果韩寒在这个时代冒头，恐怕现在的人很难再像20年前那样敞开怀抱去欢迎。”
在小饭看来，当年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一等奖获得者、韩寒之外另一个标杆性人物陈佳勇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，都是更符合传统价值观的榜样。“他每一步都走得很稳，当年被保送到北大，做了学生会主席，然后从事电影工作，现在又在朵云轩做老总，他每一步都走得很稳。我也一直很尊重他，他是没什么短板的人。”
当年那些少年得志的文坛新人们，此后的遭际各异。有人成为人生赢家，有人英年早逝，更多人从人群中来，又回到人群中去。时间和经历给任何一个人都带来了改变，只有自己浑然不觉。因为写作，小饭感觉自己好像还有点用。前两天，小饭碰见那多。“他突然跟我说，‘你怎么变了？’他觉得我整个人的形象不像小时候那么单纯了。”小饭觉得自身没变，“但是别人觉得，你经过社会的毒打肯定还是会有改变。”所以到底变了没变，他自己也搞不清了。
小饭的人生经历过低谷。有一度，他的公司倒闭。在穷困潦倒之际感觉自己就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，干啥啥不行。但即使在那样的时候，他可以写作。“我发现，写作这扇门永远为我开着。说它是为了谋生也好，精神自救也好，反正对我来说写作是件很重要的事，这是一辈子都能为你提供帮助的一种力量。”他感慨，“在你年纪还轻的时候，可能看过了一些波涛汹涌，经历过一些超出人的想象、超越价值观的东西。但是到了最后，能拯救你的往往不是那些波澜壮阔的东西，而是一些很细微、很具体的东西，比如说写作。我有了一些表达的机会，建立了一些自我价值的认同，就会感觉自己好像还有点用。”
所以他会一直写下去，“对我来说，写作不光是填充了我的生活，也让我很自洽，在这个文学的世界里感到自洽。我觉得甚至有种幸福感，当我什么都不能干的时候，是写作拯救了我。”
这是王若虚最新长篇小说《狂热》的故事梗概，这部作品正是以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为创作背景，写的不仅是王若虚自己的故事，也是当年那些因为一场比赛而改写的众多人生。
这些年，每逢过年或春节，王若虚都会给当年《萌芽》的责编老师发个祝福的微信，虽然已经过了很多年，但这本杂志和这场比赛却是刻在他心底的青春。王若虚是第六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。他说，这个奖项更像是他高中阶段写作的句号。
王若虚回忆起来，彼时，班里很多人都喜欢写东西。有人喜欢写诗歌，有人喜欢写剧本，而他则喜欢写小说。
韩寒从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中一夜走红后，王若虚和同学们仿佛也看到了属于自己的“灿烂前程”。
王若虚高一、高二都试着投稿过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，但直到高三毕业升入大学的那个冬季，他才收到了二等奖的获奖通知，而他本来也希望，通过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这条路径，可以像他高中师兄那样拿到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“有时候没那么功利性的去写东西，反而最后容易发挥出来。”
在王若虚大四快毕业的时候，他的首部短篇小说《马贼》在《萌芽》上发表，这也让他正式走上了职业写作的道路，直至今日。“不少青年写作者人生第一个大奖就是新概念，但我看的很明白，拿奖不代表一帆风顺，没有拿也不代表以后出不了作品。大学四年我终于把自己的个人风格写出来了。”
王若虚也是后来才知道，当年和他一届的选手里，就包括七堇年、张怡微等知名作家。他向记者详细罗列起了这些年自己关注的一些获奖选手的人生路径：有人当了老师、有人去了法院上班、有人自创餐饮业品牌、有人则成了币圈大佬……但更多人就像朴树歌里唱的那样“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”。
虽然每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都产生了非常多优秀的写作者，但真正成为职业作家的毕竟是少数。会敬佩那些至今仍在坚持职业写作的人吗？面对记者的提问，王若虚幽默地表示：“我敬佩我自己，你看我不还在坚持。”
“坚持说明你有继续写下去的勇气，放弃自己的一个爱好同样是需要勇气的，只要他曾经很实诚地写过，没有抄袭，没有洗稿，哪怕后面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坚持到底，都很令人敬佩。”
前段时间，社会化媒体上曾出现对于班宇、陈春诚等作家最后进入体制内工作的话题讨论，对此，王若虚反问道，“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以前都开玩笑说宇宙尽头是考编、上岸，每年考公那么多人参加，怎么到作家身上就不行了呢？”
这些年，王若虚也致力于挖掘更多有才华的年轻作者，谈及热爱文学的年轻人在当下这个时代里的生存境遇，王若虚坦言，比起当年来说确实坎坷许多，“当时纸质书市场环境很好，可能一个作者出书第一版就可以签到5万册，人人有饭吃，混得好的还可以做编剧。”
在王若虚看来，目前年轻写作者出现了三个趋势。首先，现在传统期刊对于90后作者的专刊多了起来，在他看来，这是一种积极信号；另外就是针对青年作家的奖项变多，但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现象，奖项变多说明很多人书卖得不好了；还有就是现在开设创意写作专业的高校慢慢的变多，“当年，不少新概念获奖者是退学的，没有卷学历的概念，现在就感觉很多年轻写作者都在卷学历、卷学校、甚至卷导师。”
那么，这个年代里还会上演一文成名的神话吗？对此，王若虚不置可否，但他觉得，这个概率将会慢慢的变低，“前两天，董宇辉直播间里《人民文学》卖出近8万套的新闻登上热搜，但肯定无法和杂志全盛时期比——基数大，当然一夜成名的概率高，现在这个基数，只能说在文学圈里一夜成名。”
作为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初代选手，王若虚还在关注着这个比赛。他注意到，今年的C组获奖名单里大幅度增加，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。“这说明主办方也重视到C组的大学生和工作人士，其实更容易出写作人才。你想，每年《萌芽》有这么多获奖者，但是高中生比例太大，后面不能够确保他们一直会写，毕竟进入大学诱惑那么多。现在往C组扩增，下一个班宇说不定就能从这个比赛出来。”
写完新概念这个句号，人生还有下一个句号。王若虚和记者说，他的最新长篇小说已经在和出版社接洽，接下来他还会保持一年至少两个短篇的创作节奏，在文学创作的汪洋大海，继续“狂热”下去。
今年是新闻晨报冠名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的第二年，并且由新闻晨报教育发展中心全程负责。谈及与《萌芽》杂志合作的初衷，吴家萱表示，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虽然是诞生在上海的比赛，但一直都处于“墙内开花墙外香”的境遇，也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选手比例明显大于上海本地学生，而《萌芽》也一直希望能在上海本地学校里挖掘出更多优秀的写作人才。
“《萌芽》杂志听说是新闻晨报冠名后很高兴，两家的合作很顺畅，也想让我们的资源、经验助力他们未来更好地发展。”
有了“接地气”的新闻晨报和“高品质”《萌芽》的梦幻联动后，吴家萱表示，直接带来的改变就是，本届大赛上海本地学生参加比赛的数量明显提升。
“一个比赛要想办得好，除了专注文学本身之外，也需要各方面协调努力的。很多人觉得《萌芽》作为文学杂志比较高大上，但是有新闻晨报冠名后，可以给更多有文学梦想的人打开一扇大门，让更多有才华的人能被看见。”
自2008年来到《萌芽》杂志社工作，《萌芽》现任副社长吕正参与了新概念作文大赛近年来的发展。“新闻晨报·周到”杯第26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，落幕后，晨报记者与他进行了一次深度交流。“在《上海壹周》当记者的时候，就采访过新概念作文大赛。我也观察到，《萌芽》有一批编辑是从大赛历届获奖者队伍中成长起来的，而很多杂志的人气作者是从新概念作文大赛中成长起来的。”吕正说。
徐敏霞、唐一斌，都是第一届大赛的获奖者。“他们上了大学，来《萌芽》实习，之后留在这里工作，慢慢成长为编辑。徐敏霞离任《萌芽》时已是社长助理，唐一斌原来是小说组的编辑，现任杂志的编辑部主任。”
作者一代代成长，大赛一届届延续。吕正认为： “单纯说热情，我不觉得当下参与者的热情程度和十年二十年前有什么很大的变化。当然，当初的大赛横空出世时，有一种狂热的气氛，这是我们所有人——包括当年身为记者的我——始料未及的。80后和90后的文学新人，社会给予他们的宽容、认同和争议，都维持在热度、关注度非常高的状态。这属于一个时代的‘繁花’，‘新概念’成为了现象级的名词。”
相比参赛人数，对于《萌芽》来说，参赛作品的质量显然更重要。“我们仍旧是很严谨的，基本上每届复赛的人数控制在200人左右。如果高质量的作品特别多，就多选一点，反之就少选一点。”
文学的大环境，本身是有起伏的。回顾《萌芽》杂志的历史，自1965年创刊至今，它和整个中国文坛一样经历了起伏。上世纪80年代，杂志的发行量不亚于新概念作文大赛鼎盛时期的发行量。“相当一部分今天文坛重量级的作家，他们的处女作，青年时代创作，都是在《萌芽》发表的。”吕正回忆。
1980年代的火热之后，文学经历过式微，又在世纪末迎来了新概念作文大赛的热潮。“所以说，办文学杂志，要耐得住一点寂寞。”
如今，新概念作文大赛涌现出来的有潜质的作者，会被拿来和前代作比较。“比如张悦然、周嘉宁等，还有张怡微、夏茗悠，但是现在的写作者出道可能不像当年这么容易，他们（现在的获奖者）也在努力，比如很受欢迎的作者汪月婷、林砚秋。在‘新概念’的活动现场，读者会拿着杂志找他们签名，求合影，就像粉丝见到偶像一样。”
新概念作文大赛与新闻晨报·周到现已合作了两次。“和知名的媒体合作，是希望借助更大的平台来呈现文学、邀约年轻人，彼此借力、强强联手。在与新闻晨报教育发展中心协作时，我们也注意到，同类纸媒中，晨报在学生素养培养上是先行者。新闻晨报是立足上海的都市报，而新概念作文大赛从上海发端，是上海的一个老牌文学刊物办的经典文学赛事。很多参赛者都说，想借着这个机会，来上海看一看，感受下文化氛围。”
第26届大赛落下帷幕，新概念作文大赛初心不变，依旧坚持“新思维、新表达、新体验”的9字真言。当“一篇作文上大学”的往事渐成遥远，“我们仍旧是会坚持初心，希望比赛成为文学新苗的试金石，给大家带来平台，搭建空间，同时也希望参赛者们能有更多的交流。《萌芽》这几年一直在办‘上海—台北两岸文学营’，我们也在考虑举办针对大赛参赛者、获奖者的文学营，让大家来参加比赛既有经历、又有收获。”